最初出现在城外的，只是星星点点的绝望。几缕烟尘，几张惊恐的面孔，几声遥远的哭泣。那时，站在卡法坚固的城墙上，我心中升起的，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，以及对自身权势和城市安全的些微得意。巴图的警告虽言犹在耳，但隔着厚重的石墙和自己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，那威胁似乎仍是远方的雷声，尚未化作倾盆的暴雨。
然而，短短数日之内，那星星点点的绝望，竟汇聚成了奔涌的洪流。
鞑靼难民，成百上千，继而是数千上万，如同被无形的巨手驱赶的羊群，从北方的草原，沿着通往卡法的古老商道，溃逃而来。他们不再是零散的个体，而是一片移动的、褴褛的、散发着绝望气息的灰色浪潮，拍打在卡法紧闭的城门之外。
我站在北门塔楼的最高处，俯瞰着城外那片不断扩大、蠕动着的人海。风中传来他们的声音，不再是清晰的哭喊或哀求，而是混杂在一起的、低沉的嗡鸣——那是无数喉咙里发出的恐惧、饥饿、疲惫和痛苦的合奏。我能看到他们空洞的眼神，如同被草原烈日和无尽惊骇榨干了最后一丝生气；我能看到他们皲裂的嘴唇，无声地诉说着干渴；我能看到他们破烂的衣衫下嶙峋的骨骼，以及紧紧抱在怀中、同样瘦弱不堪的孩子。他们的行囊简陋得可怜，许多人几乎是赤手空拳，唯一的“财产”似乎就是身上尚未完全磨破的布片和那份沉甸甸的、几乎要将他们压垮的恐惧。
这些不再仅仅是难民，他们是活生生的、关于蒙古人铁蹄所至之处的恐怖见证。
消息，如同瘟疫本身一样，随着难民潮水般涌入的期待和他们绝望的叩门声，在城墙内外迅速蔓延。最初只是守门士兵和附近居民间压低的窃窃私语，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、充满惊骇的谈论。他们带来的故事，比巴图之前透露的任何信息都要具体、都要血腥，都要令人毛骨悚然。
“他们烧毁了苏达克！整座城！就像点燃一堆干草！”一个侥幸逃脱的鞑靼商人，声音嘶哑地对守城的士兵喊着，他半边脸颊带着可怖的烧伤。“黄金汗的大军……他们不是人，是魔鬼！他们把婴儿抛向空中，用长矛接住……”
“别提阿兰人的聚居地了，”另一个裹着肮脏头巾的老妇人泣不成声，瘫坐在尘土里，“石头都被血染红了，他们把男人钉在木桩上，女人……哦，圣母玛利亚……他们把女人……”她哽咽着说不下去，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压抑的抽泣和惊呼。
“他们的投石机！比我们见过的任何武器都大！能把巨石和……和燃烧的尸体，一起扔过城墙！”一个似乎曾经是士兵的壮汉，眼神涣散，不停地颤抖，“他们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，连狗都不会留下一条！”
蒙古人的残暴，他们攻城拔寨的效率，他们毫无人性的屠戮，这些细节如同冰冷的毒液，一滴滴注入卡法居民的心脏。曾经自信满满的“黄金之城”，那流淌着“奶与蜜”的应许之地，此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攫住了咽喉，开始窒息。
恐惧，像潮湿季节里墙角疯长的霉菌，无声无息却又无孔不入地在城内蔓延开来。
市场上的喧嚣沉寂了许多，商人们聚在一起低声议论，眼神中充满了焦虑。平日里高谈阔论的各族船长们，如今更多地讨论着风向和离开的可能性。港口的气氛变得紧张，一些嗅觉灵敏、或是家资丰厚的商人，己经开始悄悄将财产和家人转移到船上，随时准备扬帆起航。
城内的居民，无论是热那亚人、希腊人、亚美尼亚人还是其他族裔，看城外那些鞑靼难民的眼神也变了。最初的些许同情，迅速被恐惧和排斥所取代。
“他们是异教徒！”在圣尼古拉教堂外，我听到有人这样低语，“是他们招来了天谴！是他们的神灵败给了蒙古人的邪神！”
“谁知道他们身上带没带来什么脏病？”在拥挤的街道上，一个捂着口鼻的富态妇人对她的同伴抱怨，“让他们进来？那不是引狼入室，还要引瘟疫入室吗？”
“他们会吃光我们的存粮！喝光我们的水！卡法就这么大，哪里容得下这么多张嘴？”一个粮商店的老板对着围观的人群激动地挥舞着手臂。
“鞑靼人靠得住吗？万一他们和城外的蒙古人里应外合怎么办？”阴谋论也开始滋生，像毒藤一样缠绕人心。
恐惧是最好的催化剂，它轻易地溶解了平日里精心维持的文明表象和脆弱的族群和谐。卡法这个巨大的文化熔炉，此刻似乎有沸腾爆炸的危险。人们开始囤积食物和清水，武器店的生意突然兴隆起来，邻里之间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猜忌和提防。
我站在塔楼上，看着城外那片无助的人海，听着城内逐渐升温的恐慌和排斥声，心中百味杂陈。巴图的话，那些难民血淋淋的描述，如同一柄重锤，彻底击碎了我之前残存的侥幸心理。威胁不再是抽象的，而是具象化为城外那一张张绝望的面孔，以及城内民众眼中日益增长的恐惧。
我的“奶与蜜”之地，我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，我精心构建的奢华生活，此刻正摇摇欲坠。而我，奇罗·多利亚，这座城市的实际掌控者，船队的总司令，却第一次感到了某种……无力感。
是的，我同情他们。看着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妇孺，看着那些眼神呆滞、仿佛灵魂己被抽走的男人，我的心中确实涌起了一股怜悯之情。但这种怜悯，并非纯粹。它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，一种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——财富、地位、安全——的庆幸，以及一种因看到同类（尽管是异族、异教的同类）沦落至此而产生的、属于强者的优越感。
他们是如此脆弱，如此不堪一击。他们的苦难，反衬出我的强大和卡法的坚固。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认知，让我感到一丝道德上的不适，仿佛我的安逸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。
然而，更深层次的，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和迫在眉睫的危机感。这些难民不仅仅是需要同情的对象，他们是一个巨大的麻烦，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他们的存在本身，就在拷问着卡法的承受能力，也在考验着我作为领导者的智慧和决心。
放任他们在城外自生自灭？这似乎过于冷酷，有违我一贯标榜的贵族风度和基督徒的某些（尽管常常被我忽略的）教诲。而且，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在自己的城门外冻饿而死，这景象本身就足以动摇城内守军的士气，甚至可能激起某些同样出身草原的士兵的同情乃至哗变。
但接纳他们？城内的恐慌并非空穴来风。资源紧张、瘟疫风险、潜在的内应……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。我的叔叔多梅尼科，那个务实到冷酷的奴隶商人，此刻一定在盘算着这些难民可能带来的麻烦和风险，而不是他们的死活。我几乎能想象出他那张布满精明皱纹的脸，以及他会如何激烈地反对任何“妇人之仁”的决定。他会说，同情心是奢侈品，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。他会说，卡法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尤其是高于这些与我们非亲非故的鞑靼人的性命。
风越来越大了，卷起城外的尘土，也吹动了我华丽斗篷的边缘。我感到一阵寒意，不仅仅是来自天气。城外的绝望，城内的恐惧，以及我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掺杂着怜悯、优越感、责任感和不安的复杂情绪，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张沉重的大网，将我牢牢罩住。
远方的威胁己经兵临城下，叩响的不是城门，而是地狱之门。而我，奇罗·多利亚，必须做出选择。这个选择，将决定卡法的命运，也将决定我灵魂的重量。
我的目光，最终落在了城门那厚重的门闩上。打开它，还是让它永远紧闭？
这个问题，像一块巨石，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头。黄金之城的璀璨光芒，在这一刻，似乎被城外那片绝望的阴影，以及城内蔓延的恐惧，彻底吞噬了。